刘国永认为：中国古代书法由于实用的缘故，未能自觉追求艺术性，这给现代的我们留下了拓展和创新的空间。从这一认知出发，他希望自己的作品有更强的主体性，具备更多的表现性色彩。看来，他的思考应和着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的新兴书法主流，寻求古代文人 “逸品” 书法观和西方现代主义精神遗产的契合，并希冀以此树立现代审美规则，而这个规则又不得不折冲于中西审美文化之间。这是因为，西方化的视觉艺术观念，并不为正统书道所看重；而书法所倚重的意趣和境界，也实难与现代形式规则相类同。把书法当做艺术来从事的同道们，不可避免地都要面临这个两难境地，或许也可以说，现代书法的每一进展，都是克服和开解这一难题的结果。刘国永的思考和实践也与此相关。
　　刘国永有很扎实的传统书法功力，在他看来，这是成为一个合格书法家的准入门槛。他从颜真卿入手而回溯篆隶，继而深入二王和米芾，经由行草而属意明清诸家，如张瑞图、黄道周等。这样的学习经历和深造途径，使他注定要承当“专业”、“全能”、“保守”之名(他长期担任着官方书法团体领导职务就是佐证)，观其作品，也确乎落笔有自，范型宛在。设若他只是把书法定义在实用书写的层面上，凭借指腕神通，足可骄人，足可立世，但他却不满足于此，反而多方求索，未敢稍怠。这种状态对于刘国永个人来说，固然出于“人灵不能自已(康有为语)”的内在要求，但也与他“以艺术求书道”的思路不无关系。检视其作品大致有三类：一是他所主攻的行草书，较之明清体例，于谨严的格法中，多有屈曲回环的韵致，显然这是受了“线条美学”的启发，而有意弱化了传统的点划理念。二是单纯的隶书，结体宽绰而内部紧致，秉承汉人制度 ，兼得何绍基野逸之趣，往往风云颠沛，气概恢弘，这大约就是国永所孜孜以求的表现性，或曰“写意书法”。三是少字数书法，于有限的笔迹中贯注精力，锻铸骨气，一派铿锵劲健之气，同时也多少透露着“平面构成”的一些痕迹，而使美感弥漫于迹象。此外，在书写内容上他多取俚语俗谚、酒肆菜名之类，这种做法甚至让人猜测，作者是否有心靠拢戏弄古典、着意入俗的“后现代”风尚？综合来看，可以领会国永用心用力之重点，他要矢志打造与自己风神气质相匹配的鲜明风格：雄厚宽博，刚健畅达，在此基础上推陈出新。在不可胜数的当代书法家中，；刘国永的特出之处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