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斯特钢琴协奏曲_风雨到来之前 谷文达 　　

　　论争
　　1985年，《美术》杂志九月号刊登了《浙江美院的一场辩论》，全面而深入地报道了浙江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前身)85届学生毕业展及其在学院内外引起的一系列论争。
　　这场论争所透露出的，是1985年这个历史节点上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艺术观与现实观。论争的一方，是从文革中“劫后重生”的教师们，他们强调对人性的深入挖掘，崇尚个性表达、形式自由与艺术本体;而论争的另一方，是深受现代主义洗礼的学生们，他们如饥似渴地从现代哲学、文学和艺术中汲取养份与能量，并且从身边的都市生活中映射出一种全新的现实体验。85届毕业展上的作品，绝非对西方现代主义的表面模仿，而是对现实的重新发现和建构，体现了对人之本质处境的深刻理解——人之存在的孤独与冷寂，人之命运的荒诞与无常。
　　多年之后，这些作品的风格与样式在艺术界已经习以为常，当年的这些毕业生中，许多人已是声名卓著的艺术家，当年那些备受争议的作品，也已经成为艺术市场中的高价猎物。然而，在今天这个消费主义的多元化情境中，艺术界或许再也难以形成真正严肃的“论争”。1985年，发生在浙江美院的那场辩论，所呈现的批判意识与论争精神，或许正是“八五”留给我们的一份弥足珍贵的遗产。
　　历程
　　八十五年前，杭州国立艺术院(中国美术学院前身)创建之初，以第一任院长林风眠为首的学院精英们在西子湖畔发起“艺术运动社”，旨在“团结艺术界新力量，致力于艺术运动，以促成东方新型艺术。”1929年，林风眠在《中国绘画新论》一文中明确提出:“我们愿将国立艺术院作为艺术运动人才的集中处所。国立艺术院……对于全中国的艺术运动,势不能不负担相当之责任”。1929年至1934年间，艺术运动社在上海、南京、日本等地连续举办四次展览，并先后创办《亚波罗》、《亚丹娜》、《神车》和《艺术旬刊》等艺术杂志，积极地推动现代艺术创造与社会启蒙。
　　与此同时，另一支艺术运动的重要力量也正在学院内外集结。1929年初，国立艺术院的学生学术团体“西湖一八艺社”成立，校长林风眠、教授李金发、克罗多等人担任该社顾问。在此后的十数年中，艺社成员们积极地投身于启蒙、救亡与革命的社会进程之中，为“新兴木刻运动”奠定了基础，并极大地推动了中国革命文艺的创生与发展。
　　艺术运动的根本问题，是艺术与现实、艺术革命与革命艺术之间的关系问题。在二十世纪世界艺术史上，对这种关系的不同理解构成了无数次激烈的论争。在中国，从1920年代著名的“二徐之争”开始，经过延安文艺座谈会、反新派画、反形式主义、苏派和中国画改造，到文革期间的宣传文艺、文革后的“伤痕”与“寻根”，以及关于形式美和抽象问题的历次讨论，艺术革命与革命艺术、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之间的纠葛一直延伸到1980年代中期。
　　国立艺术院在八十五年前所形成的艺术运动的两种方向，恰恰回应了艺术家面对社会现实与革命政治的两种姿态，从新文化到新时期，这两种姿态在此后数十年的艺术史进程之中此起彼伏、交相攻错，演绎出二十世纪中国艺术宏大的历史篇章。改革开放以来，以’85美术运动为开端的当代艺术在新时期中国社会的种种变革与演进中发生、发展，直至今日已然蔚然大观。1985年的这场全国性的美术新潮可以被视作对八十五年前这两种艺术运动姿态的延续与回应。如何对它所蕴含的艺术理想与社会意识进行历史性解释?这需要我们在二十世纪“艺术运动”的历次发生中重新建构’85的艺术史脉络，在1985年的“十字街头”深入发掘其现实感和时代意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