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文同《墨竹图轴》　(一)有关文氏家族的历史

　　文姓不仅是中国古代最古老的姓氏之一，且其姓氏，与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学说的形成、发扬紧密相连。“仁、义、礼、智、信”，作为中国传统伦理价值体系中诸核心要素，其间不乏文氏或先行发明，或身体力行之，如“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自文翁始”(班固)，以及“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等。而以文艺世家著称的明代文徵明家族，虽游于一艺，但其精神，与文氏远祖辉煌的族史一脉相承。如“内圣外王”的周文王，以及其施行的“周礼”，也成为历代儒家学者、君王廉吏所尊崇、向往的圣人典范与理想美政(如《诗经》中多有体现)。
　　文氏家族的远祖如文祁后代中不乏优秀的儒家学说发扬与力行者，他们以“仁爱”“忠孝”为本，或具军事谋略之才，或博学多能并力倡以“文雅”教化社会风气。春秋时代勾践复国的功臣文种，便是祁之后卓越的文姓人物之一。而祁三十四代孙，东汉庐江郡舒(今安徽舒县人)的文翁，是明代文徵明家族的直系先祖。正是他，为千年之后的文氏裔孙“业儒”，积淀了宝贵的宗族精神财富。
　　文翁名党(前156－前101)，字仲翁，少好学，通春秋，汉景帝末年，出任蜀郡太守，是为“庐陵文氏”。文翁好教化，“兴学校以化民”，又筑“石室”为学官(其后人亦称“石室后人”，如宋代墨竹画家文同)。并于成都，招下县子弟入学，入学者免除徭役，武帝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班固评曰：“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现代学者往往会将之视为中国古代科举和文官制的起点。而历代文人言及学校教育，即以文翁为首，如杜甫“但见文翁能化俗，焉知李广不封侯”等。文徵明之孙文肇祉亦以先祖为豪，撰《悠悠厥祖德也》，中曰“汉有蜀守，声名洋溢。学校聿修，民沐其泽”，现今成都石室原址的“石室中学”，系有纪念中国官办学校开创者之意。
　　文翁嫡裔文时(约906－965)自成都徙庐陵，遂有“庐陵文氏”或“江右文氏”之称。传十一世至宋代宣教郎文宝，因其官衡州教授，子孙因家衡山，遂称“衡山文氏”。而与宝同出，为文时十二世孙的文天祥(1236－1283)则是文氏族谱中的另一位光辉人物，“三纲已去嗟何补，一死临期认自真。直以安危系天下，未宜成败论斯人”，这是本次“衡山仰止”特展中上博藏品文徵明《咏文信国四事诗》卷的肺腑之言，徵明乃孙文肇祉亦曰：“焚香谒庙瞻先像，忠孝能无忆信公”。其忠孝节义，无疑注入了后世文氏宗族的精神基因之中。
　　元代之前的文氏远祖，以居官服禄为主。入元，“乃易武服”，镇远大将军文俊卿，仕元为湖、广管军都元帅，生六子，长文定开，从朱元璋平伪汉，以功授荆州左护卫千户；次文定聪，侍明太祖为散骑舍人，后赘为都指挥蔡本婿，从蔡徙苏州，复随蔡徙杭。定聪生四子，其中第二子文惠(1399－1468)，自杭来苏，因婿于张声远氏，遂留居吴门，占籍长洲，是为苏州一支。其卒后两年，文徵明诞生，是为徵明高祖。虽乏文惠业儒之明确记载，但有一点可确定，即其岳家是一个尚儒好文的家族，惠之子文洪自幼的教育，便是在张氏一门中受到亲授与熏陶。换言之，明代文氏家族初期的文采风流以及三吴地区之人脉，盖皆出于斯。
　　明代苏州文氏家族(以下简称“文氏家族”)是由文惠单线繁衍出来的。由业儒继而专门书画并形成文氏一派，系出文惠长子文洪一支，乃孙文徵明的出现，标志着文氏家族画史地位的真正确立。
　　虽然，明代文氏家族不再有如其远祖那样改朝换代，领文明之先，导引历史发展进程的辉煌贡献与地位。而将之视为古代恪守、发扬传统儒家思想的家族典范，则是当之无愧的。
　　自文洪至诸裔孙，大多以积极应试科举为首选(如十试不第的文徵明)。一旦入仕，不论官阶大小，皆能清廉从政，心系百姓，不计一己得失(如文林“却金”)；在复杂的政治党争中，能坚守义利之道，挺身而出(如文震孟忤魏忠贤)；国难当头，甚至以身殉国(如文秉、文震亨)。而无从入仕的文氏成员，亦能时刻关切民生国计，并通过自己的文化影响力尽匹夫之责。每当面临自然灾害、政治动荡(如宁王之乱、宦官专权)、民族被侵(倭寇)等大事件时，皆有文氏家族成员的义举与爱憎分明的立场。这也不难理解明清易祚之际，缘何文氏家族中鲜有变节者这一现象了，足见其延续宗族精神的矢志不渝。
　　坚守进退之道，是文氏家族在文化传承、艺术传播方面作出巨大贡献的保证。在祖父辈文脉的延续下，文徵明适逢其时地融入了明代文人画的中兴，成为“吴门画派”中坚。受其影响者，不仅局限于文氏一族，而是吴门一地，乃至辐射整个江南甚至岭南等地而“桃李盈门”(文肇祉)，形成了主盟画坛六十余年的“文派”，奠定了家族在画史上的不拔地位。
　　(二)文氏家族早期的艺术活动
　　一、文洪等父祖辈的艺术实践
　　如果说，文惠是文氏家族自杭迁吴第一人(注1)。那么，其子文洪则是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生、育于吴的。而且，文洪系秉承乃父“命子儒”之期许的关键人物。正是其高尚的学识人品，为文氏家族真正意义上走向艺术道路，奠定了最为重要的人文基础。对此，辽宁省博物馆藏《诸家杂书诗文稿册》中，文徵明不无感慨地写道：
　　启子以养志为孝，务在显扬，矧余世宦之良，克振家传之业。肆推恩命，奚间存亡尔。故直隶保定府涞水县儒学教谕赠南京太仆寺寺丞文洪，乃南京太仆寺少卿森之父。儒业起家，乡闱膺荐。学惟稽古，行不趋时。振铎成材，久驰声于邑校。挂冠归老，晚乐志于田园，眷二子之登庸，实一经之亲诲。录大郎(文森)之积，已荷褒崇。推仲嗣(文林)之劳，载申追卹。名因益显，时岂云多…衣冠不替，聿增门阀之辉。谱牒具存，永示家族之式。
　　清人朱彝尊(1629－1709)称“长洲文氏，世载其德，希素先生实始之”，与上述文氏自述基本符合。文洪(1426－1499)，字功大，号希素，成化元年(1465)举人，十一年(1475)上礼部中乙榜，授涞水县学教谕。其通易学，好吟咏，善诗文，著有《括囊集》、《文涞水遗文》，从其学者，即有自少跟随文洪“为进士学”的王穀祥(1501－1568)之父王观(1448－1521)，“授以诗法”的王鏊等。其与书画，据现藏日本台东区书道博物馆唐摹晋王献之《地黄汤帖》卷后文彭题跋，知此巨迹为其“先曾祖(文洪)从学龙游时，得一士大夫家”，并“传之先君(文徵明)”。这也是目前所见文氏家族人员涉及书画活动的最早线索。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学惟稽古”“性好交游”的文洪于涞水、吴门等地结交了对其后文氏一门具有重要影响的诸多艺友，如祝允明祖父祝颢(1405－1483)、沈周妻陈慧庄侄桑悦(1447－1503)、王穀祥祖父王敏等，不仅直接导引了好文擅书的二子，更对走上从艺之路的孙辈文徵明，奠定了深厚的家学渊源，以及广泛的人脉。
　　诸子中，徵明之父文林(1445－1499)在这方面尤为突出，成化八年(1472)与吴宽、杨一清、司马垔、桑悦等同榜进士，成为家族中首位进士，成化十年(1474)任永嘉知县，体贴劳苦，为官清廉，有“却金亭”美誉，擅诗文书法，著有《文温州集》等。徵明自幼随父出外为官，受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同时，文林所交往的吴中友人，大都是徵明之后跟从的老师，如刘珏、沈周等，他们都对徵明的成长起到了重要作用。对徵明之教育，文林起到了最为重要的启蒙作用。
　　文林与兄弟间关系非常和睦，且皆积极仕进，文林及第之后，便将寓有祥兆的友人杜琼(1396－1474)所赠小端砚，转赠二弟文森，果忝进士，森即转以付三弟文彬，廷试时携之，亦赐同进士出身。文彬(1468－1531)，能武善骑射，以年资贡礼部。好文艺，为文苍老、奇气奕奕，与祝允明(1460－1526)比栋而居，藏有唐寅正德五年(1510)《射阳图轴》(故宫博物院藏)，子文微臣，庠生。文森(1462－1525)，成化丁未(1487)进士，召拜浙江监察御史，以言事下诏狱，人谓其以“清白”，刘瑾(1451－1510)擅权，用例致仕，后复起，都御史毛珵(1452－1533)子娶森女，为姻亲。著有《文中丞集》。
　　相对而言，文森于发扬家族门风正气，以及文艺的热情，似乎不在文林之下。曾授意徵明手抄文洪《括囊稿》付梓，并请王鏊作序。对于长侄徵明的书画创作亦非常支持，弘治四年(1491)，值徵明正式向李应祯执弟子礼学习书法际，远在河间府任知县的文森即以都穆(1459－1525)所遗《黄庭》不全本付徵明，可谓如虎添翼。(《行书札》，南京博物院藏。)
　　二、文奎等兄弟辈的艺术活动
　　徵明兄弟三人，弟文室，王鏊评其“庶出，素行不谨，故字不载”，文伯仁“与叔相讼”之为三叔文室，而非二叔徵明，此事周道振先生已作辩误。笔者考察文奎父子与徵明关系，有关文献以及传世书画中所透露之讯息，皆能佐证周氏之辨无误。鉴此，几乎不见有关文室之史料，亦不难理解了。
　　长兄文徵静(1469－1536)读书善笔札，生平气义自胜，不为贵势拙折，喜好交诗友书画，台北故宫藏徵明《松下听泉图轴》，据题“在雅歌堂看雨，画此就题”，即作于乃兄家，“雅歌堂”为其斋名，后其子文伯仁沿用，其卒，徵明撰《亡兄双湖府君墓志铭》。徵静较为热衷于诗文雅集，然其子文伯仁却成为徵明之后文氏家族中成就最大之一。刘穉孙娶徵明兄徵静女，徵明称其为“贤姪”，穉孙本人，亦工书好赏鉴，字学苏轼，尤工秦汉篆，名擅一时，亦为徵明家族后